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如果他/她侥幸存活下来，他/她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

     我的一个来访者告诉我一个故事，他的老祖母刚出生就被生父放到一只旧洗脚盆里，留一张纸条，写着生辰八字，漂到河里，只因家里人口太多，养不活了。那盆漂了不太远的一段水面，在渡口被水草芦苇挽留住。整整一天暴露在烈日和蚊蝇下，陆续有人渡河，但都不是有缘人。村里知情人们承受着心理上的某种压力，不敢去捞。后来艄公顶不住了，说服一个过路的年轻商人捞取了孩子。商人于路求村落里善心的女人施舍一点乳汁，支撑到家，用米汤喂养，这孩子就成了这商人家的童养媳。商人长期在外经商，一年一回，孩子交给堂客，三岁学洗衣，五岁学做饭，七岁开始侍候刚出生的未来老公，九岁就能下地种粮，至于挑水、砍柴、喂猪、舂米、针线，也都件件上手做去。为人性格温良俭让，沉默寡言，做事干净利落，乡邻没有一个人不夸赞，都说商人善心得好报，只说一样不好，就是她打死也不肯裹脚。婆婆指望她干活，再说风气也在变化，也就由了她。二十三岁圆房之后勤俭持家，也过了十几年恩爱平静的日子，一生生育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存活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战乱期间，男人远赴千里之外接管父亲的生意，杳无音讯，她竟然带着最小的女儿千里寻夫。解放后，她成了祖母了，丈夫谢世后，她竟然只凭着当年公公在世的时候的只言片语，数度寻访，找回了邻省的老家去认亲，找到了尚在人世的姐姐和弟弟，去生身父母坟前痛哭了一场。她活到百岁高龄去世，子孙满堂，与老家的亲族一直保持着来往。

    我的另一位来访者则讲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出生在七十年代贫困凋敝的山村，母亲已经厌恨生育，而父亲还在盼望生个男孩。因为不能承受计划生育罚款，母亲生下她，剪断脐带，就把她丢弃在冰冷的墙角，自己去做家务。想把她溺死在粪坑里毕竟还是下不了手，就指望天寒地冻了结她的小命。大约将近半天，干完农活回家的大姐发现了她，泪眼扑簌地把满身凝血块的她捂在贴心口暖活过来，再塞给母亲，终于唤醒了麻木的母爱。这位来访者在成长经历中表现出极为强悍的生命力。她小学都没有读完，在无法忍受的贫困压力下外出流浪、做工，逐渐得到赏识，作为劳务输出去过南亚和中东地区，回国后通过自学获得了专科学历，现在改行成为记者，经常出差去各地采访。她咨询的困扰是个人感情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曾经更换过很多男朋友，总是以抛弃或被抛弃结束关系。她发现自己的爱情特点总是猛烈而短暂。她长得很美，个性善解人意并热情洋溢，但另一方面她喜欢品味旅途的孤寂，陌生城市的气息，带着忧伤，也带着期待和遐想。

    用文字来复述这些故事，我眼睛胀疼，需要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理性。

    还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公司销售副总前来咨询，他因为性成瘾难以自拔而自责、痛苦。他总是克制不住自己到处寻花问柳，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世界各地跟不同的女人的上床。细细探寻，在他婴儿期吃奶不满两个月，作为工程师的母亲就因为工作需要随单位迁往青海艰苦地区，不得不把他托付给亲戚抚养，直到十年后才团聚。

    某高等学府的一位在读女硕士平时严谨朴实，思路清晰，待人亲和。但只要交了男朋友就会性格大变，变得依赖退缩和歇斯底里，让男朋友终因忍受不了折磨而逃开。最后一任男友陪同（几乎是押送）她前来咨询。第一次咨询中她表现出平时的样子，聪明俊秀，非常正常，从不情愿到很配合再到善解人意，确立了治疗意愿。第二次咨询中她稍稍显露出一些乖巧可爱的孩子气和的女性温婉。第三次我用沙盘，她的作品中代表男朋友的沙具出现在坤宫（代表母亲影响的部位）。在探讨她和男友关系的时候，我提到男友现在像母亲一样照料她，或许应该恢复男友自己的角色，她在专注思考中突然分裂般地失控退行，以婴儿的怨愤腔调哭着要求我把“妈妈（指男友）”还给她。作为共时现象的是，最后一任男友姓名与她母亲只差一个字，并且男友名字中的这个不同的字就是“坤”字。这一任男友也是历任中最受折磨的一位。我在她退行宣泄的时候帮助她分辨出男朋友和母亲不是同一个人。在随后的咨询中发现，在她刚出生的时候做过一个小手术，被放在无菌观察室里隔离三天才回到母亲身边。

弃儿成年后的症状表现，是否一定与早年被抛弃的经历有关？

    在咨询实践中，我接触到了大量的“弃儿”案例。我认为对于婴儿来说，在分娩离开子宫之时都会在无意识水平上形成被抛弃感。如果不及时回到母亲怀抱中，及时听到母亲那熟悉的心跳声，都会深深不安，这种被抛弃感就会被强化成为难以磨灭的刻印。新生儿在哺乳期间出现母子分离，也会重新唤起已经压抑掉的被抛弃感并强化成为刻印。有观点认为婴儿出生半年之内都属于母子共生期，提前的不适当的分离都可能造成终生创伤。有专家建议3个月之内的母子分离不宜超过24小时；1周岁内的母子分离不宜超过3天；如果母亲缺位，代理母亲不宜超过2人等等。我觉得要拿出一个精确的数据比较困难，婴儿个体特质、母婴关系里的互动方式（基本上取决于母亲）不同，都影响着具体个体对于分离（或虐待）创伤的耐受能力。婴儿在不同阶段形成的创伤，在成年后爆发的症状也千变万化。

    我的母亲在我三个月大的时候离开我去父亲身边工作，把我留给祖母，先找一个乳娘，没有什么奶水，据说我也强烈拒绝，中间也曾辗转有好心人代乳，后来稳定下来，被寄养到邻村乳母家有半年。我被接回家的时候，堂爷爷用担子挑我，另一头簸箕里压一块土，不足五寸见方。我成年后换过好几个工作，在一个环境里时间久了就仿佛丧失活力，喜欢新鲜环境，喜欢旅行，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喜欢独处，婚姻生活也曾经多变。在成为咨询师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的自我成长心路，才让自己的生活稳定下来。

弃儿，往往是生命中最早的创伤，对于后续的人生发展影响巨大。

    治疗中的个体差异性非常明显，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早年有过被抛弃创伤的个体也确实有一些具有共性的特点，比如生活领域更广阔或者多变，人际关系中紧密连接更少而松散连接更多、稳定性差，相对于世俗主流价值观念而言更多地倾向于边缘化等，无论在心理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很像一个旅途中的人。反过来也一样，具有强烈的人生旅途感的人士，其早年常常都能找到足以唤起被抛弃感的非正常的母子分离事件。

    作为心理原型的自体（SELF）在现实世界的对应就是自我（EGO）。自我是自体的象征。自体就好像一个小宇宙，像大宇宙一样要膨胀发展。在现实世界里就是每个人要成长，要实现自我。每个人自我形成在早期只能运用现实可能提供的资源，尚不能去探索和开发新资源，这就不得不依赖母亲和环境。这个阶段的母婴关系就会成为最早的经验，为自我的成长在安全感和幸福感两个方面建立了最早的界限和标准。这个界限和标准沉潜在无意识里，指导着后续的自我发展，使得人生不断发生着与早年相似的情境。如果一个偏颇的界限或标准不被揭示和改变，即使人已经成长到可以探索开发新资源来塑造自我的时候，依然会受困而难以正常舒展。受困的表现也是阴阳两分和一体两面的：比如被抛弃感强烈的孩子，不仅自身一再重复被抛弃的境况，还把探索开发新资源的机遇变成了认同并自居为抛弃者的机遇，去抛弃旧的环境和人际关系。比如不断更换职业、更换居所、更换伴侣。这样的人生状态对个体来说，利弊祸福需要辩证地、发展地、系统地分析，往往资源和问题并存。

    谈到这里，也许敏锐的读者已经发现，上面一段的描述几乎适用于大多数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变迁频繁，是不是可以说人们都有过“被抛弃”的心理经历？

    广义地说，人人都是弃儿，也是行人。人类就是上苍的弃儿、大地的行人。

    “被抛弃”实际上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场景，是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的仪式化的典型情境，这并不仅仅指母亲分娩。动物也分娩，但动物的幼崽生下来就能自动地找到母亲的乳房，生存的本能是有完整程序的。人类的婴儿如果没有母亲或其他人的援助，被巨大的大脑所累，没有能力进入母亲的怀抱，惟有死路一条。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上苍的弃儿。

    人类经过两百万年的繁衍生息和积累，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断超越自然的局限，通过技术发明和地理发现，将生活领域拓展到了外太空，并在想象力的基础上构建了更为瑰丽自由的灵性的世界。最近热播的电影《阿凡达》，象征性地描述了人类的开拓发展之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是大地的行人，不，宇宙的行者。

    这个典型的情境凸现出了人类心理上的两大重要原型：弃儿和行人。弃儿是自性走向自我获得的第一身份，行人则是自我在时间长河中的状态。这两个原型承载了人类心理中特有的孤独感和死亡焦虑，也贯注了人类心理所特长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弃儿和行人也成为自我的一体两面，弃儿为阴守，是存在的真相，行人为阳动，具有功能性，是变化的真相。

    弃儿和行人原型也会有神经生物学基础，因为它们也是人类发展经验的积累，会进入遗传，逐渐改变人类的神经网络结构，并且我估计其主要功能神经丛分布在人类所独有的大脑脑缘部位，与生命原型、死亡原型、母亲原型相应的神经丛有大量的重叠和连接。我相信有朝一日人类能完全揭开并验证这个推测。我猜想这一对原型所对应的神经丛的首要功能是在意识尚未形成的时候使“婴儿被分娩”这个事实被感知为痛苦而大哭，这个无意识水平的自动反射可以吸引成年人的注意力和救援。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援，自我完整性受到威胁（在母婴一体化阶段感知不到母亲信息），这部分神经丛就会被紧急强化和完善，发展各种不同的应对方式以期自保，比如可以观察到的木僵假死、气息微弱，都会激起观察者的焦虑和悲悯。与这个剧烈的神经生理现象对应，婴儿在这里形成了最早的弃儿情结，很多积极求生的心理能量被凝结在此，形成一个创伤包，这也是这个婴儿与他的外部环境的第一个边界，他未来个性的第一块基石。

    弃儿与行人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原型，不可分割。在现实对应方面表现在自我成长的内外两个方面。从自我内部看，早年的弃儿会变成成年的行人，外显的行人内隐着弃儿；从人际环境看，弃儿依靠行人拯救，行人改变了弃儿的命运，并因此而具有功德。行人连接成为保障弃儿生存的社会环境，弃儿的独立构成行人心理成长的主题。

    心理原型通常都可以找到神话背景。传说神农氏生下来通体透明，父母以为妖异予以抛弃，鹰用羽翼覆盖保护他，母狼给他哺乳，后被山野猎人所救。成年后游历名山大川，遍尝百草，成为中华医药的始祖。古罗马城的建造者也是弃儿，由母狼喂养长大。母狼在这里成为“狠心母亲”的暗喻和反讽，这个意象凝结了人类与自然母亲之间的爱恨纠葛。周人始祖兼中华农业创始人后稷是帝喾元妃姜原踩了巨人脚印而生的，因此也遭遇被抛弃的命运，也出现鸟翼覆盖、牛马绕行的异征，鹰、牛马、母狼等动物的行为代表天地自然的意志。俄狄浦斯因为神谕说他会“杀父娶母”而被父亲底比斯王拉伊俄斯用铁钉钉穿双脚，命牧羊人弃之荒野，结果被过路的科林斯王伯里伯斯所救，抚养长大，同样因为那神谕而出走，走上一条行人之路，并无意识地践行了杀父娶母的命运，刺瞎自己的双目，晚年流落到雅典的荒郊。

    无论神话还是现实，我们都可以看到，行人作为弃儿命运的演绎，使人生既呈现积极阳面，是高尚和幸福的，以及有价值的，也呈现消极阴面，是低俗和苦难的，或者无意义的。有的行人以弃儿为资源积极发展，有的行人以弃儿为包袱饱受折磨，资源和问题搅和在一起，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具有倾向性。弃儿和行人也因此成为个体的个性特点。

    现代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弃儿与行人”，与之呼应的是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化。在今天，飞机可以把我们在两三个小时内运送到千里之外，这在过去一个强壮的男子步行可能最少需要十天。人类在未来可能会利用宇宙空间的蛀洞将自己在瞬间传送到数亿光年之外或者过去和未来。人类的这种变化与“弃儿/行人”原型的功能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圣经·创世纪》给出了比较早期的象征性表述：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亚当和夏娃被上帝抛弃，逐出乐园，是因为他们被蛇引诱而获得了智慧。他们从此在大地上流浪，寻找栖身之所，繁衍生息。这个版本的“弃儿与行人”故事透露出一个秘密，“上帝”介入了人类的诞生（姜原踩巨人足迹，与之异曲同工。），使得人类不同于其他温血胎生哺乳动物，拥有独特的变异：智慧。人类对这个象征表述背后的真相仍然在探索中，并建立过诸如生物进化论、遗传突变说等新的也许更为精确些的象征性阐述。偷吃了禁果的人类拥有了进入精神世界的门票，可以探索和发现神明的生活领域——或者换一种说法，人们可以在想象力的基础上创造精神领域——总之，人类拥有了超越特定环境束缚的可能性。更为古老的象征表述是普鲁米修斯为人类盗取了“火种”。

    智慧就像双刃剑，引导人类不断发展，在创造灿烂文明的同时也不断异化。传统的人类自身生产方式在今天被现代工业社会的“科学”“卫生”观念指导下的规定破坏殆尽。生儿育女一律被送进医院妇产科，不管是不是需要救助。婴儿生下后不是立即送到母亲怀抱里，而是被编号送进保育室统一观察，就像工业流水线上等待检验的产品一样。大量的妇女需要奶牛帮助才能完成哺乳任务。在中国，很多妇女没有结束哺乳期就要上班，很多婴儿被托付给老人抚养。上个世纪中叶之前，战乱导致大量的弃儿，中叶之后，极左的观念让人们舍小家顾大家，母亲们为了工作将很多婴儿匆忙地丢下。改革开放之后，农民们外出打工让孩子留守家园。许多孩子心理上纠结着被抛弃感，其实已经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它破坏着传统家庭的稳定性、凝聚力和安全感，但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一些“弃儿”自然地获得了较好的发展，成为健康和幸运的“行人”，这往往是少数，因为人类个性中的破坏性的因素总是比建设性的因素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快的发作速度[注1]；心理治疗也许可以帮助到大多数有困扰的“弃儿”转变为健康的“行人”，一样可以获得幸福感——如果他们愿意求助的话；还有大量的“弃儿”带着问题和困扰生活着，在追寻自己的人生目标的同时难以自控地不断毁坏自己的生活，或者看上去在招致破坏。综合来看，今天的社会生活与古代社会相比，具有更为强烈的变化，社会适应不良成为很多人感到焦虑的问题。最近几年统计的数据是，大约1/3的人有明显心理问题，1/10的人有明显人格问题或精神障碍。而在我看来，与自然和谐的人在今天基本上不存在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也已经被我们自己破坏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人类注定要漂泊，走上一条不归之路，同时也是创造之路，这是行人原型中蕴涵的意向。集体无意识原型心理推动人类变化，也是一条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除非人类整体同时觉悟并作出一致的选择。

        群体的迷失并不意味着个体也没有希望，你有机会选择觉悟，你未来的幸福恒可预期。

    人是有精神世界的生物，在今天，简单的温饱不是幸福，简单的愉悦也不是。幸福感的内涵随着人类发展异化而有所变化，并随个体价值观的不同而差异。神经生理水平的兴奋是各种不同的幸福体验的可观测到的共同基础，但也不能说这就是幸福，因为这样说抹杀了生活的意义，注射吗啡就足够了。我认为人类幸福感主要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老子在《道德经》里描述的古之先民含哺而颐鼓腹而游的幸福境界，在今天我们只能在一些健康的儿童那里观察到。早期人类的幸福观是今天我们的幸福观的基底。

    我同意荣格的自我实现理论，透过他的学说我捕捉到自性的先天生命能量怎样运用现实材料塑造自我，塑造得越像自性就越幸福。我同意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透过他的学说我捕捉到自性在现实中的舒展是有序和分段逐步完成的，但每个阶段到来之前，那个阶段自我的轮廓已经预订好了。幸福感是一种感受，总是在这样一些情形中发生：生活安全稳定、感官刺激享受、愿望达成、人际亲密、赢得竞争、战胜困难和摆脱羁绊、受欢迎和觉得有价值、被尊重和善待、感伤怀旧或哀伤宣泄……健康的个体幸福感里必须也能够容纳受挫经验。这一切的背后，都是生命能量的有序的舒展释放（健康型），不压抑凝滞（抑郁型），不散失混乱（分裂型），不扭曲变形（障碍型）。以《易经》的视角来看，个体的幸福就是“相对的阴阳平衡”和“绝对的阳动不息”之间的有序互动——分阶段地不断打破旧平衡建立新的更高水平的平衡的过程。其阴面就是现实材料，阳面就是生命能量，自性得以以最健康的象征表达为自我。健康的自我就像美丽的太阳螺那样，重叠着绚烂的纹理螺旋生长，不断扩大它的体积。

    如此描述幸福，是否让您感到有所启发？

    让你的生命能量有序地舒展释放，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生活在变化，时代在变迁，个体生存和自我实现的环境资源也在变化。

    老子提出绝圣弃智，退回根本，是因为发现人类已经开始了脱离自然生态的异化之旅；孔子提出仁义忠恕，克己复礼，是因为发现人类发展中出现了无序和混乱，需要整顿重建社会秩序，修复世道人心；释迦牟尼提出四大皆空，涅槃断灭，是因为发现人类发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除苦难，人类被宿命束缚，没有自由，只有通过修炼超越生死轮回，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再充当宇宙能量释放的物理通道继续被奴役，而是成为永恒的精神体）。三位圣贤都诞生在人类社会奴隶制度行将崩溃的时代，也是人类物质积累、技术发展、人口膨胀和文化繁荣的第一个平台期。他们的思考和工作给了我们很多启迪。但是他们的主张在取得文化和哲学的成功地同时，在历史和现实的层面都是失败的。两千年来人类没有退回根本（老子描述的美境也并非早期人类的生存真相，而是乌托邦），也没有出现过真正超越苦难的佛（修炼者用相对独立于世俗生活的姿态来象征性地超越苦难，坚守在传闻和幻想的水平上）。孔子的思想被阉割之后成为统治者的工具，用来美化暴力，禁锢人心。

    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启动了人类历史上第二个发展平台期。人类依然在发展，接受和承载了整个历史，走向不可知的未来。作为“上苍的弃儿”的人类发展生生不息，宏观看也是一个生命体，依照“人类”原型的规定性，运用环境资源的可能性，塑造着自己的生命历程和现实存在。三位圣贤的智慧观照代表了人类这个生命体自我觉悟的萌芽，并给人类个体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了三个方面的启示：要崇尚生命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要寻求生活的稳定有序和良性发展、要保留不被世俗所累的精神自由。一个人如果能将这三大启示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融为一体去践行，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幸福的人未必已经觉悟，但觉悟的人一定会幸福。

    帮助“弃儿”扬长避短地运用好其个性，积极地发展人生，成为心理治疗的课题。

    我认为人的发展说到底就是内在弃儿的成长和独立，成为一个自我担当的行人。

    我认为基本上谁都有弃儿情结，这是弃儿原型的现实背景。但那些早年母婴关系良好的个体，其弃儿情结会自动潜伏成为自我最早的适应良好的界限，成为生命历程的原始背景，基本上不足以成为后来让他感受到困扰的问题。这样的早年经验使得个体有自信，有良好的人际信心和信任，自然而良好的合作性，不感到寂寞的独处时光及稳定的而又有活力的性关系等等。他可能个性并不鲜明，但很温暖可靠，他倾向于满足和安宁。另外一些出生时有明显的被抛弃经验的个体，其弃儿情结不能自动地潜伏，需要靠压抑来维持自我界限的稳定。其弃儿情结的不断压抑和不断表达将成为终身成长的任务之一，只要现实生活有相关信息刺激（比如注意到一只流浪的小动物），就可能会激起与这个情结相关的梦境，进行自我体验、抚慰、修复或补偿、转移。内在的弃儿情结以象征性的表达来部分地释放自己，在梦境里会以婴儿、幼童、小生命的形象出现。当他在现实生活中再次陷入被抛弃情境的时候，他若失控，可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情绪和行为，可能造成新的问题。借用巫术的说法，此时他就是被 “弃儿原型”附体了。在民间，可能会用村里某个死去的弃婴来代表。

    这个“弃儿”与他“母亲”的关系里蓄积着复杂的情感。“母亲”在这里并不特指妈妈，而是指婴儿早年的重要客体、成年后的生活环境和重要他人。也许我们可以运用统计学方法来深入研究弃儿与母亲关系中的不同情形导致未来人生的不同走向，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得到一些数据，来指导人们育婴和早期教育。但我不认为这种科研会很有价值，因为实际情形非常复杂，统计数据对于个体生活而言永远是别人的，个体的感受往往是非理性的、多变的和独特的。我们可以通过个体的象征性表达来了解每个人即时的、当下的但同时也是历史逻辑的、独特的、整体的和可预期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现实。个体的表情、躯体、言谈、梦、作品、生活事件等等，总是在不断地发射出信号，综合起来呈现出一个全息的他自己。这种方法就是梅花心易的心象分析方法。在这种方法下，所谓的阻抗也成为了解个体的桥梁。而统计分析法在做样本采集的过程中会因为被访个体的阻抗、即时心境的变化、非理性冲动等而采集到大量的伪数据。

    了解个体的真实情况，是为治疗服务的。我认为对个体而言完整的心理治疗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或步骤），第一部分是面向个体过去生活经历和心理经验的、第二部分是面向当下的社会人际关系和互动模式的、第三部分是面向未来的人生发展和心理预期的。第一部分工作的目标是探寻创伤，达成凝结情绪的哀伤宣泄，放下未满足期待，接纳和理解早年生活，修通与早年重要他人的情感与心理连接；第二部分工作的目标是帮助个体在社会人际关系中感到自如，能驾驭自己的人际互动模式而不受困，促进人格成熟和适应社会；第三部分工作的目标是帮助个体找到其生命潜能指向的最能舒展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未来幸福。对“弃儿”的治疗也是这样，会经历创伤修复、生存适应、资源转化三个阶段。对“弃儿”的治疗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陪伴，才能充分展开上述三部分的工作。陪伴性的咨访关系是治疗的最重要的资源，这是直接针对弃儿的孤独感、被抛弃感的良药。但同时，“弃儿”由于自身在人际关系里的习惯，也是比较容易在咨访关系里脱落的。

    有个啃老族青年，每天在虚拟世界成为“行人”，沉溺在网络游戏里纵横万里做大英雄。他不想谈恋爱，不想工作，没有办法在现实中成为“行人”，是因为父母对早年“抛弃”他进行了过度的补偿和覆盖式的成长指导，引诱和迫使他放弃独立成长，他只能在虚拟世界里舒展自己的生命能量和发展冲动。这样的事例在今天并不鲜见。有个在北京生活的36岁的女性来访者在一年多里不断在我的网站论坛发帖，表达她受困于父母的安排不能出去工作，不能成家的苦恼，最后的问题总是：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不论怎样回复她，她依然故我地发帖询问该怎么办。她连走出家门来见我都做不到，她的个人生活似乎完全被剥夺了。后来我通过诱导和鼓励，帮助她能够走出家门去商场，去职业介绍所，逐渐延长外出时间，有意地“犯一些小错误”失信于母亲的叮嘱自主做事等等，有了一些变化。弃儿如果不能成为行人，人生必然失败。

    有位女士长期反复做一个“恐怖的噩梦”，梦见在黑暗中有一条蛇要咬她，被吓醒。既然长期反复地做这样的梦，就好像内心在反复地自我警告，生命历程中有潜在的危险。这位女士害怕与异性建立稳定持久的亲密关系，害怕生活中有新的变化，害怕很多不确定的事物，显然她的生命能量正在呈现抑郁型的释放状态，这就没有幸福感了。她需要一个觉悟，放弃威胁性的想象，勇敢地去生活，去尝试新的经验。她可以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来逐渐扭转这个生命格局，让自己的生命能量的释放变得有序地舒展。该怎么治？

    先说创伤修复。也许她有早年的性创伤，凝结住了她美好的性能量，梦以蛇的象征指出了这种可能性，这是精神分析派心理治疗首先会探寻的。但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黑暗的背景。作为生命的象征的蛇潜藏在这背景中，蕴含着被抛弃和愤怒的意义。梦境表达的是早期自我中被分裂出去的能量反复地尝试着回归主体，而主体一再压抑和拒绝。黑暗的背景代表“坏妈妈”，蛇代表“坏自己”，梦境指向早年客体关系问题，更贴近梦者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现实，比“性侵害”这样的“事实”更精确。梦者是个“弃儿”。梦者在成长过程中比其他没有被弃经验的个体更容易发生“性侵害”，是因为内心存在强烈的与他人（替代客体）连接的期待，而性是渠道之一。但更倾向并不等同于事实，事实的发生还需要现实条件配合。即使是事实，释放“弃儿”创伤包比释放“性侵害”创伤包更为根本，更有助于修复梦者的自尊，也更有助于梦者对“事实”的接受和承担。再说生存适应。也许可以邀请梦者参加成长性的团体，在团体小社会里去不断地觉察自己的恐惧投射，并验证其落空，从而学会放下恐惧，大胆投入到人际关系里去。最后说资源转化。梦境与梦者的个性特点之间存在象征连接。梦者个性冷静、理智、警觉，这些特质不会因为心理治疗而消失。当生活画卷打开，这些特质将成为有用的资源。只要走上健康的“行人”之路，人生幸福感将水到渠成。

    总的来说，“弃儿”在心理上需要真正地独立于曾经的创伤，独立于母体环境的牵绊，才能成为一个健康的“行人”；“行人”需要与他人结伴，建立稳定的情感连接，才能不被创伤情结的负面所左右，化问题为资源积极地发展人生。

    如果我们不能避免曾经被抛弃，我们可以避免在人生道路上的相互背离。弃儿需要独立，行人需要结伴。

    “行人”如果没有稳定、良好的人际关系肯定就是不健康的、不幸的，他没有从最初的“弃儿”角色中成长起来。这里稳定并不完全指现实中的稳固持续，还包括即使现实中不稳定和临时的但心理上的不抛弃不背叛，良好指关系对双方都有益，有利于双方的人生幸福。稳定良好的人际关系包括这样一些内容：在相处的时候充满善意忠诚和适度的亲密、在分开之后有挂念而不纠结不影响独立的生活、在重逢之日感到喜悦并拥有舒适的自我开放感、在关系之内不妨碍其它人际关系的建立（但性爱关系有排他性）、在关系不再适合存续的时候感到遗憾而不是憎恨和厌恶、总是给对方保留可以回来重建或发展新型关系的机会。

    围绕在一个人周围的诸多人际关系，亲密伴侣、亲人、亲戚、师生、同学、朋友、同事、社团同道、熟人、服务和被服务者，其实都会在个体的内心留下或深或浅的印记，这些印记可能会影响和改变个体的个性。与之谐调的是，个体自我实现过程中运用现实材料塑造自我所发生的种种际遇正好就是上述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中他人的出现和被选择是呼应心理结构中潜在的需求的。任何变化发展都来自内外交感互动。这是《易经》的观点。但这种内外谐调只发生在象征意义的水平上，它未必是精确和最佳的。当个体能量充盈丰沛，这种谐调比较容易带来精确和有序的匹配，反之，则带来貌似而神非的际遇。不过，往往后者蕴含着后续发展变化的种子。举个例子，当一个人健康开朗积极，处于高能量态，他带着某种目的与人交往，比较容易找到最适合他的交往对象，顺利展开人生新篇章。如果这个人悲观病态消沉，处于低能量态，他带着同样的目的与人交往，比较容易进一步失落，碰到貌似吻合目标而实际上益处不大的对象。不过，这个再次受挫的人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作出重大的改变。——重新审视他的选择，从“神非”中去探寻自己的真正方向。

    个体一生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会带有最初、较早和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的痕迹和影响。据国外的科学实验，人的短期记忆转化为真正稳定的长期记忆，自然状态下一般需要在大脑回路中不断触碰大约三年，才能在皮层上稳定存储下来。这可以解释大多数人对于三岁以前的事情都记不得。除非有特别强烈的刺激，比如被抛弃的伤害，因为持续的触及而留下印记。但只要活下来的“弃儿”都得到了“母亲”的照料，新的被保护和喂养的经验与被抛弃经验是如此地不同，并且每一天都在被肯定，以至于幼儿无法将它们并存（原始思维是非黑即白、阴阳两分的），那“被抛弃”的印记就被屏蔽和分离了出去，形成一个创伤包。当最初的客体关系与较早的客体关系统一，但婴儿的感受完全不同，就会产生心理冲突，这方面梅兰妮·克莱因[注2]等前辈做过深入研究，不重复，我们换个角度来解读。

    一般情况下，对于每个“弃儿”来说，最初的客体关系是残酷的、无法接受的，而较早的重要人际关系可能是温和甚至温暖的。这给他今后的生存发展在人际层面上创立了恶与善的第一个维度（抛弃和接纳，恨与爱）和界限。如果在成年早期没有出现其他的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的影响，这恶与善的边界基本上就趋于稳定并影响一生。例如本文首第一个个案，那个百岁老人，她的生身父母代表了至恶，年轻商人夫妇则代表了至善，脾气大任性的丈夫成为后来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在这个格局里她自己选择做一个至善的人，甚至超越了公婆，但在晚年临终前发生退行，与儿孙产生矛盾，变得多疑、任性和充满愤慨，在观念和行为上认同五十多岁去世的丈夫，出现幻听和幻视，逢人就哭诉要到千里之外去见丈夫但儿孙们阻拦。但这些退行行为并不能掩盖抹煞她一生的美德，她依然是乡里的楷模。

    那位销售副总早年被母亲托付给亲戚抚养，饱受寄人篱下之苦，在众多的姐妹中被歧视，发生过性游戏，后来得到其中一位表妹的关爱和友谊，可惜这个女孩在他离开回到母亲身边后不久病逝了。在他的梦境和意象中经常出现一对美丽的、身材窈窕的双胞胎姐妹，性情反差很大，姐姐妖艳魅惑淫荡大方，妹妹清醇可爱忠贞羞涩。这提示他灵魂的分裂，他自身也有双重人格现象，一个是言语俏皮风流倜傥的大帅哥，一个是勤勉踏实吃苦耐劳的小伙子。他能灵活地运用和切换自己的人格状态，但不能控制自己不断地旅行和猎艳，为越来越难以唤起深刻的爱的体验而感到悲哀——永远找不到那个失踪的表妹了。没有归属感，在酒店里身边没有女人就会孤独得抓狂。但每掳获一颗山盟海誓的芳心，就忍不住很快背叛，玩人间蒸发，绝情而冰冷地抛弃对方。他实际上成了一个自恋行为障碍患者和性成瘾病人。在早年的人际关系里，最初的至恶是确定的，较早的至善却很模糊，没有形成稳定的界限。表妹作为特别重要的他人提示他美好的短暂、丧失的必然。然而他也在忽略一个重要的真相：他的一生也是享尽命运的恩宠和眷顾的一生。只有真正感悟和领受到这一面真相，内心触动并宣泄，他才可能被治愈，自觉地改变病态行为，使得后半生感受到幸福和有价值。

    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可以成为治疗的因子，因为它可以被更换、被改写。弗洛伊德成为荣格一生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对荣格的影响就像精神父亲。当个体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局限在早年经验中的最初和较早客体，他的发展性就堪忧。一个成人如果告诉你他心里只有妈妈，妈妈是他唯一敬重和亲爱的人，如果不是特定情境下非理性的表达，而是他日常生活的信念，你就要小心了，你在跟一个拥有成人体魄的没有长大的孩子交流。他的生活可能是失败的，他就像埋设在母亲大地深处的一枚默默无闻的地雷。另一个成人讲述他与恩师或者密友之间的故事，他总体来说谅必是获得足够成长的。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一定是触及个体内心深处情感的，这样才有机会使得个体早年形成的人际界限得到干预、丰富和发展。在俄狄浦斯期，父亲作为新加入母子关系的角色就是一种特别重要人际关系。在人生道路上，还会有一些陆续出现的关系。个体会依照早年经验来吸引、接近、接纳或试图改变新出现的人际关系中的对方，但那人毕竟带来了些许不同甚至冲击，这些不同因素打开了个体的视界，带来成长的新资源和新问题。心理治疗师必须成为来访者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之一才能发挥作用。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中，心理上的陪伴将使得影响持续，并最有效地帮助个体克服孤独感。心理治疗师要成为来访者最具有积极意义的密友，他要永远在那里，总能找得到，随时可分开，接触恒有益。他要作为“行人”的伴侣，促进“弃儿”的独立。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起上个世纪的日本电影《人性的证明》，其中主题曲《草帽歌》改写引用了诗人西条八十的童谣诗《麦秸草帽》，我找到原诗的译作如下：

    妈妈，我的那顶草帽不知怎么样了？

    就是那年夏天在从碓冰去雾积的路上，

    掉进峡谷的那顶麦秸草帽哟！

    妈妈，那是我喜爱的帽子哟！

    可是，突然刮来一阵风，

    那时，叫我多么懊恼。

    妈妈，那时从对面走来个卖药的青年，

    他脚缠藏青的绑腿手戴保护套，

    千方百计想帮我拾回那帽子，

    但终于没有拾到手。

    因为那是很深的峡谷，

    而且长满了人高的草。

    妈妈，那顶帽子真的怎么样了？

    当时盛开在路旁的小百合花，

    也许早已全都枯凋？

    秋天，在那灰雾笼罩的山底，

    那帽下，也许每晚都有蟋蟀在鸣叫。

    妈妈，现在一定是——

    在那峡谷里，象今晚一样，

    静静地落满了秋霜，

    要把那曾经油光闪亮的意大利草帽，

    和我写在那上面的 “Y．S”字母一起埋掉，

    悄悄地、凄凄地埋掉！

在原型的意义上，诗歌中的草帽就象征在母子关系中被抛弃的心理内容或者分裂的子体，诗歌表达了弃儿主体对于分裂子体的牵挂和惦记。子体以象征的方式承载了主体被抛弃的心理经验，分裂（Y）和扭曲（S），深深沉潜在灰雾笼罩的峡谷（无意识深处），被悄悄地、凄凄地埋掉。那蟋蟀的鸣叫，仿佛分裂子体的呼唤，想要回归主体，就如同弃儿想要回归母亲的怀抱，永远不被抛弃。

    我们心理治疗师能做的，就像那个途中邂逅的卖药的青年（行人）[注3]，“脚缠藏青的绑腿手戴保护套”（自己先收拾整齐了，保护好），去尝试为弃儿尽力捡回他的“麦秸草帽”。我们也许可以改善他早年被抛弃的心理感受，修复他和母亲的情感连接，却永远无法改变基础事实，就像不可能释放分娩创伤包里的凝血一样——那顶草帽注定捡不回来了，它已经成为弃儿人生的起点。但只要我们去做，就是一个陪伴弃儿成长的过程，就是他特别重要的人际关系，一定能帮到他。我们的行为能让他明白，他没有被人类抛弃，他的一生将得到很多的眷顾和帮助。他的生命，依然是上苍的恩赐。

                                              2010年1月

 [注1]破坏性因素和建设性因素都表现为改变事物的力量。破坏力因为居于人性的阴影中而总是被压抑和蓄积，因此一旦爆发就会具有更为猛烈的速度和效能。不必为此沮丧，因为人性中的建设力弥散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发挥着作用。此外，建设力和破坏力互为表里，相互依存。破坏力为建设力创建新的平台，建设力为破坏力酿造发作空间。印度教的湿婆神集中代表了这两种力量。事实上，破坏力根植于太一的阳动的绝对分离倾向，建设力根植于太一的阴守的相对聚合倾向。

[注2] 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 1882.3.30－1960.9.22）女，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研究的先驱。她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创解，开拓了理解最早期的心理历程的途径，被誉为继弗洛伊德后，对精神分析理论发展最具贡献的领导人物之一。梅兰妮·克莱因在心理学上的贡献，主要是她基于弗洛伊德之思路，所发展的客体关系理论（Object Relations Theory, ORT）。客体关系理论是心理动力取向的人格发展理论，主张人类行为的动力源自“客体的寻求（object seeking）”，即人类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而非弗洛伊德所强调的“快乐的寻求”。她对母婴关系的研究成就卓著。

 [注3]影片改写了这首诗，省去了卖药青年帮捡草帽这个情节，编剧导演也许与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接触不如诗人深刻紧密，体验不到卖药青年的重要意义。影片中的涉案的日本警察栋居和美国警察肯·舒夫坦也是典型的“弃儿”，孤僻、冷静、执著、缺少朋友，他们以“行人”的身姿默默地为另一个“弃儿”约翰尼讨回了公道。栋居在这个案子里凭借诵读《麦秸草帽》，证明并利用了人性的软弱和善良，撬开了杀害自己亲生儿子约翰尼的八杉恭子的口供。而肯却走不出被抛弃的怪圈，被一个流浪汉酒鬼（“一个因肩负着人生重荷而摇摇晃晃地走着的同伴”）刺杀。栋居想要复仇，肯想要还债，栋居总能获得同事们的支持和陪伴，而肯一直背负心灵重压过着孤家寡人的生活，他们的命运因此而不同。

（作者：海豚湾心理工作室顾问   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