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动治疗,作为一门学科和一个行业,始于欧洲,兴于美国。
目前公认的美国第一代舞动治疗先锋人物有六位,她们是活跃在美国东海岸的玛丽安.切斯(MarianChace,1896-1970)、布兰奇.埃文(BlancheEvan,约1909-1982)、莉莉安.艾斯本纳克(LiljanEspenak,1905-1988),以及活跃在美国西海岸的玛丽.怀特豪斯(MaryWhitehouse,1911-1979)、楚迪.舒(TrudiSchoop,1909-1999)、和艾玛.霍金斯(AlmaHawkins,1905-1998),她们开启了舞动治疗迄今的七十多年的历史(Dosamantes-Beaudry,1997a;Levy,2005;Chaiklin,2009)。
第一代舞动治疗师们皆是舞者,有多年舞台艺术的经历;她们是开创者,发展出各自独特的舞动治疗的方法,奠定了舞动治疗实践的基础;她们是教育者,培育和督导了第二、三代舞动治疗师,滋养了舞动治疗的当代发展。
领导着东海岸和西海岸舞动治疗发展的切斯和怀特豪斯都是在20世纪40-50年代开始其舞动治疗实践的:切斯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与精神病患一起工作;怀特豪斯在加州,服务于功能正常的普通人。在这个时间段,早期的舞动治疗先锋们彼此是隔离孤立的,她们独立发展,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随着舞动治疗的发展和被更广泛地接受,她们渐渐开始去思考和致力于建立行业组织以推动这个领域的专业发展。到1964年,至少有三组舞动治疗师分别在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加州开会,探索创建行业组织的可能。此后,三组人融汇在一起,整个美国的舞动治疗师彼此接触、讨论如何形成一个行业组织。他们首先组建了协会筹建的通信委员会、问卷委员会、目标委员会、法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定义委员会等。1965年,一个调查问卷发给与舞动治疗相关的139个人。收到了85个舞动治疗师的回复。当时的许多回应者感觉:一个行业组织可以帮助促进与其他舞动治疗师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提供教育机会以及发展出教育标准,而这最终将会引向认证体系以及学术项目。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集体的智慧,到了1966年,美国舞动治疗协会正式地合法地成立了,由此开始了舞动治疗在现代的专业与规范的实践(Stark,1984,2003;Schmais&White,1986;Schmais&White,1996;Chaiklin,2009)。
其中,切斯被誉为”舞动治疗之母”(Levy,2005,p.15)。20世纪50年代末,呼应许多热忱的舞动治疗师的要求和需要,切斯在纽约的海龟湾音乐学院(TurtleBayMusicSchool)创建了里程碑似的培训项目,开始提供强化密集的三周的培训项目,有时候她会允许一些学员,给他们一些机会跟她到圣?伊丽莎白医院观摩与实习。她桃李满天下,教育、和影响了许多第二代舞动治疗师。甚至,与她同期的艾斯本纳克也参加了在那里举办的舞动治疗工作坊。身心平衡技法(Body-mind-centering)的创始人邦妮(BonnieBainbridgeCohen)也曾是她的学生(Cohen,2012)。美国舞动治疗协会成立后,她被推选为第一届协会主席。
舞动治疗在德国的发展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本德认为,若非是纳粹的铁蹄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肆虐,舞动治疗的肇始与嬗变可能是另一番风貌(Bender,2006)。她的观点不无道理,实际上,一众的舞动治疗奠基人都来自德国或德语区(主要指德国、奥地利、瑞士)。魏格曼自不必说,还有艾斯本纳克毕业于柏林的高校,楚迪.舒来自瑞士,凯斯滕伯格来自奥地利。而拉班、达尔克罗兹、巴特妮夫等尽管足迹遍及欧洲,主要的工作、生活地还是德国。拉班的动作分析著作最初都是用德文写就的(Guest,2005)。
另外不得不提及的是瑞士阿斯科纳山区的真理山(MonteVerità,Ascona,Switzerland)。那里是20世纪上半叶艺术、文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东方哲学、现代舞、反战主义、无政府主义、通神学等精英的汇集地。一战前后还张开双臂欢迎过许多和平主义者、移民、难民。曾经在这里生活的文化名人有舞蹈家邓肯(IsadoraDuncan)、魏格曼(MaryWigman)、拉班(RudolfvonLaban);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GustavJung);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韦伯(MaxWeber);德国政治家、外交家斯特雷泽曼(GustavStresemann)、德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塞(HermannHesse)、豪普特曼(GerhartHauptmann);德国表现主义文学先驱许勒(ElseLasker-Schüler)、德国小说家雷马克《西线无战争》的作者(ErichMariaRemarque);德国剧作家、达达主义创始人之一巴尔(HugoBall);瑞士画家克利(PaulKlee);奥地利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布伯(MartinBuber)等。二战爆发,他们多半移居到美国(Eberhard-Kaechele,2000;Bender,2006)。 既是行凶者、又是受害人,二战给德国带来的创伤难以名状。集体羞耻和罪恶感让活下去似乎意味着不去提及内心的折磨。在大屠杀中失去双亲和所有其他家庭成员的凯斯滕伯格直到去世的前几年才重新开始用德语,她的母语,写作(1992年用德语写作,1999年去世)。阿斯科纳的精神早已丧失殆尽(Bender,2006)。
沉寂多年,秉承着德国表现主义舞蹈的传统的舞者,如魏格曼的学生玛哈卡斯(AnnaMarakas),从德国的舞蹈、体育、艺术等领域开拓出舞动治疗这一新的领域,并建立舞动治疗师的职业教育体系。60-70年代的德国本土第一代舞动治疗师还有黑舍特(FeReichelt)、维尔克(ElkeWillke),艾伯哈特(MarianneEberhard)等。另有一批在美国大学受训的舞动治疗师也于80年代初回到了德国,如本德(SusanneBender)、哈娜舍(ErikaKletti-Ranacher)和费德勒(ImkeFiedler)等(Bruno,1990;Marakas,1995;Eberhard-Kaechele,2000;Bender,2006)。德国的各家舞动治疗机构80年代初就开始商议建立协会,但议定过程持续了数年,到1995年德国舞动治疗协会才正式成立(BTD,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