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当引起必要的关注。自杀是生理、心理和社会的异常。官员自杀源于其自杀的心理。这是指公务员在工作压力、家庭压力、舆论压力等多种因素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消极逃避心理。一般而言它始于心理挫折，发生于正在摆脱抑郁心理冲突的过程中。官员自杀这种意念可能延续短短几天，也可能拖上数月，甚至几年。存在自杀心理的公务员总觉得生活毫无希望，人活着很没意思等。例如有的公务员在单位总感觉怀才不遇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又无力抗争，失去工作和生活乐趣，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厌世感，进一步发展就会产生自杀心理。此外，还有的公务员因为平时罪行累累，深知法网恢恢，罪责难逃，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觉得只有死才能减轻他们的罪孽感和逃脱法律的制裁。据悉：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厅级委员乌小青因生前涉嫌受贿人民币357.5万元、港币10万元，另有518万元人民币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自感罪孽深重于2009.11.28“上吊自杀”。也有“因工作失误，以死谢罪”的：如福鼎市质监局局长翁华铭因为劣质奶粉事件曝光后，社会压力太大而自杀。同时更有一些口碑甚好的官员因脆弱的心理不堪“压力”而致其自杀的：蚌埠统计局长刘敏，跳楼自杀年仅48岁。刘敏的同事对他最多的评价是“勤勉”、“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郑世厚在泾川县当县长五六年，也有可圈可点的成绩。县政府机关的干部对郑世厚平时的评价还不错。河北蔚县局长葛祥死后有数百人为其送行，更有网民自发发贴悼念：“葛局长的死，对河北蔚县的教育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一位中年老师说，“我们老师都十分担心，这样一个实实在在干事的人走了，谁知道以后又是个什么样子”。“他太痛苦了，为啥别人叫他‘葛疯子’？那是因为周围的人都糊弄他，啥事都指望不上别人，搞煤炭、盖楼……只有亲自到处跑”。一位知情人感慨，“如果上面有人支持他，或者周围有人理解他，他都可能不会走这条死路”；江苏射阳县地税局局长沈忠良生前为人热情，工作勤勉，口碑甚好，曾写下“安贫乐道贵奉献，人生淡泊也辉煌”的座右铭……抗震英雄北川县委农工办主任、县救灾办主任董玉飞的一封遗书更发人深省：《工作、生活压力的确太大，我都40几了，已经没有啥子想头，我想好好休息。弟弟妹妹们，你们要好好活着。嫂子对我很好。替我照顾好父母、岳父母以及嫂子。跪别父母、岳父母》。有分析认为，这几起“官员自杀”都是典型的抑郁自杀案例。

      “官员自杀”原因故然多多，特别需要警惕的是抑郁的困扰，尤其是诸多非健康心理因素的困扰。当下，自杀已成为中国大陆人群中第五位死因，大多数的自杀往往正是抑郁症的症状表现！也就是说，虽然不是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会自杀，但几乎所有的自杀者都有抑郁情绪。从这个意义上讲，是非健康的心理因素，尤其是抑郁夺取了葛局长、郑县长、董主任的保贵性命。许许多多“年富力强”、“勤勉”、“有为”的局长、县长、主任的离去既带给我们无尽的思索和震惊，同时也让我们很伤痛。伤痛的是董玉飞一类的“自杀官员”本人对非健康心理、对自身抑郁情绪的忽视，伤痛的是董玉飞一类“自杀官员”的领导、家人和朋友们对心理健康知识，对抑郁问题的无知！自杀是全人类的悲剧。在我们为上述官员的自杀身死感到扼腕痛惜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引导公务员认识和远离自杀的心理与行为。

       公务员的自杀心理许多时候表现为认识比较狭窄，倾向于采取非此即彼和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在看待问题时，总倾向于从阴暗面看待问题，认为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或无法解决的；此外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前途，看不到个人和社会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改变。在情感上，有自杀心理的公务员通常表现为慢性的痛苦，焦虑、抑郁、愤怒、厌倦和内疚。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为社会交往少，与周围的人际关系(家人、邻里、同事、朋友)常发生冲突，经常丧失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同时害怕被别人拒绝。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来就不热爱生命，因为生命即是幸福的前提，也是创造幸福的源泉；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恐惧死亡，因为生命对于人就只有一次。为什么手端“金饭碗”的公务员会存在自杀心理或选择自杀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当一个人对生存的恐惧大于对死亡的恐惧时，他就会选择自杀”。“官员”作为特殊的职业人，有着普通人同样的烦恼与忧愁，既有来自公务员个体在认知、思维、情感、意志、行为等方面的烦恼与忧愁，也有来自家庭、子女、社会交往与发展等方面的压力、烦恼与忧愁；更有来自机关作为特殊职场的压力、烦恼与忧愁。在上述的案例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很多的官员都因为个体心理不良或刺激过于强大、压力过重、无法承担导致个体精神崩溃而选择了自杀。

       研究表明，自杀多是脆弱心理的崩溃。就心理健康而言，不少公务员的心理是比较脆弱的、心理健康水平亟待提高。国内首份《公务员心理健康现状研究》发现：县、乡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尚在老百姓之下；市、区“官员”心理健康水平也仅仅相当于社会一般人群。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官员”虽然是一个重要、特殊而敏感的职业群体。但是“公务员”都是鲜活的“社会人”，他们不可避免地遭受着全社会各种各样非健康心理因素的影响和伤害。常见的抑郁、焦虑、沮丧、烦闷、悲观、怯懦、自卑、孤独、多疑、自恋、贪婪、偏执、浮躁等非健康的心理情绪在许许多多的“官员”心里时常难以挥去，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是心理戒备。“公务员”的心理多戒备，不低于70%的公务员（即使匿名和网上测评）不愿意坦露心迹。戒备心理或封闭心理是多种非健康心理情绪的“基因”。 其次是心理倦怠。研究表明30%的“官员”对自已的工作越来越不感兴趣、40%的公务员认为工作没有多大意义、不低于50%的“公务员”时常倦怠、不低于70%的“公务员”缺乏应有的工作激情……再次是抑郁倾向。34.5%“公务员”不同程度地存在抑郁倾向。其中，重度占3.46%、中度占9.9%、轻度占21.30%。

      在许多时候这些毛病和问题，包括“官员”常受累的抑郁、倦怠、人际关系敏感、职业成就期待、人格冲突等五种特殊的职业心理问题以及焦虑、冷漠、自卑、孤独、贪婪、浮躁等消极情绪更多的是“官员”非健康心理的外在表象，尤其是成就感缺失的一种本能的抵抗和冲动，并必然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包括自杀的形式）去“释放”自已非健康的心理。

      事实证明，这些毛病和问题并非都是觉悟不高、管理不严、纪律松弛所致。同时，也绝不是靠简单的思想教育、行政管理和纪律手段，包括“勤政公署”的行政手段所能完全解决的。心病还须心药。为提升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帮助官员形成良好心态，远离抑郁，预防自杀心理的形成以及“官员自杀”行为，我们各级政府的领导干部首当其冲。

      首先是要提高领导干部的自觉性。要清楚地认识到健康的心理是公务员素质健全、全面发展的基础，是公务员健康、快乐与成就事业的重要保证。健康的心理是体现公务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公务员能否把握角色，切实履行职责，拓展局面，取得业绩的内在潜质，尤其是领导干部能否堪当大任的重要心理品质。关注“官员”心理健康就是关注干部的成长和进步，就是关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其次，关注公务员心理健康，领导干部要有所作为，尤其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心理领导能力。必须对领导干部进行心理领导科学知识的培训，改变工作简单化的模式和狭益化的格局，提高领导干部的心理领导能力。作为一个良好的领导者，应该掌握心理学知识，懂得基本的心理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知道如何运用用情、用心的艺术，以情商支配智商的“心理沟通”、“心理搀扶”、“心理感召”以及“心理激励”和“心理导向”的“心理领导意识和技巧”激发机关工作的活力。领导干部要经常与下属沟通，善于倾听下属的抱怨、指责等，以宣泄他们的不满情绪。应该经常关心下属工作、生活，经常鼓励下属，提高士气。

       第三、领导干部要不断提高机关管理的科学性，关注公务员的“提高”与“发展”。要建立有序、公正的管理制度，使广大公务员能够在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中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在工作上多指方向、多搭舞台、多压担子、多创条件，多给大家创造成长机会，拓展成长空间，使广大公务员有可能达成自已的“心理需求”。
第四、普及心理卫生知识，给官员多予心理帮助。除了采用宣传栏、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向广大的公务员宣传心理卫生知识外，也可以聘请心理医生或心理学家不定期对公务员进行心理健康的辅导与测试，解答公务员提出有关心理卫生保健方面的问题，增强公务员心理健康的免疫力，发现有心理疾病，尤其是抑郁倾向的要及时予以疏导。

北川县吸取了董玉飞自杀教训，坚持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采取了一系列关爱和抚慰基层干部身心健康的措施可资借鉴。一是加强对基层干部进行心理辅导，多种形式与基层干部进行交流、沟通，缓解他们的心理压力。二是集中开展慰问活动。三是务实解困。对因家庭有特殊困难的干部进行照顾。四是对抗震救灾中表现突出的干部提拔任用。五是减压，对基层干部实行强制轮休制度，促进基层干部恢复身心健康。

       与此同时，大小官员都须注重自我心理调节，做自己的“心理医生”，自我减压。要正确认识自我与现实的关系。随时调整自己的意识和行为，要摆正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对待得失，成功与失败，减少心理失衡；要增强自我效能感，以积极的情绪体验和生活乐趣来化解矛盾和冲突，增强心理免疫和生理免疫；要加强意志锻炼，敢于承担来自内外的一切挫折，做到百折不挠，充满信心，乐观向上；要保持积极平和的健康心态，掌握自我调节心理的理念，找到适合自己的减压方式。必要时不妨求助心理医生。

官员自杀我认为不能以此做为主要问题探讨,其他人员值得探讨.因为我认为官员自杀的心理根源不具备代表性!

他的主要根源来源于社会现状,不应简单列入心理范畴